何萍教授其人其学

　　何萍1953å¹´10月出生于武汉市，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她与同为著名学者的李维武教授一起，成为中国哲学界一道靓丽的风景。2002年，何萍赴哈佛大学哲学系作高级访问学者，后曾多次赴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希腊、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土耳其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在武汉大学组织举办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å¹´“罗莎·å¢æ£®å ¡æ€æƒ³åŠå…¶å½“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å¹´“列宁思想在21世纪：阐释与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å¹´“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马克思主义——纪念阿多尔诺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她的研究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学术影响。

　　何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人类认识结构与文化》、《生存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论》（与李维武教授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等学术专著；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与陶德麟教授共同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与陶德麟教授共同主编）、《罗莎·å¢æ£®å ¡æ€æƒ³åŠå…¶å½“代意义》等学术著作。在《国外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她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践与评价认知的客观性》、《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湖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化哲学史》、主持教育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基地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等。1988年，何萍被评为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先后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吴玉章优秀成果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因科研、教学成绩突出，获武汉大学首届珞珈赤子特等奖。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作为治学之本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化哲学，是何萍的主要研究领域。对她来说，这两个领域并不是割裂开来的。其研究特色，在于用文化哲学的视角来解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来限定文化哲学。这样就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理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在文化哲学领域，她以对维科文化哲学的深入研究，系统地考察了文化哲学的历史和理论，尤其在文化哲学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两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她以文化哲学的范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重点研究了马克思哲学、罗莎·å¢æ£®å ¡å“²å­¦ã€ç¾Žå›½é©¬å…‹æ€ä¸»ä¹‰å“²å­¦å’Œé©¬å…‹æ€ä¸»ä¹‰å“²å­¦ä¸­å›½åŒ–，明确地提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

　　何萍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以前，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都是采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强调物质世界先于人的实践，以外部世界的必然性限定人的自由，因此，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的实现，都必须以能否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为前提和标准。这一理论框架不仅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也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问题的研究。文化哲学的理论框架则不同，而肯定了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第一性，同时把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成果——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历史规律作为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基础。这样一来，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外部世界不是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的限定和尺度，而是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的表现，人的实践、人的自由的客观性应该在人所创造的文化史中得到说明。这就把文化创造活动与历史主义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理论框架。

　　何萍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又与其他形态的文化哲学相区别，不仅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且它把实践哲学与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独特的哲学视野和范畴体系，即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出发，形成了以实践、市民社会和历史规律为核心的范畴体系。因此，研究马克思实践哲学，一定要结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规律的研究，特别是要结合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才能揭示出其独创之处。

　　探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的意义

　　何萍以文化哲学为主线，对苏联、意大利、北美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打通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脉络，建立起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独特理解。在她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与20世纪所发生的文化哲学转向有关，不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分开来，而且与曾经甚嚣尘上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这就在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前提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文化哲学转向发生在20世纪初，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为代表，例如卢卡奇的阶级意识形态研究、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研究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的文化哲学转向，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失败为契机的。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搬到西方发达国家时，革命无一不遭受到失败，这就促使他们重新思考革命的方式。从经济基础领域转到上层建筑领域，从政治革命转向日常生活改革，便是这次文化哲学转向的重要特征。这种文化哲学转向的路径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与渗透，随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文化的含义也逐渐从意识形态演化为身体政治、身份认同，文化承载的主体也逐渐从无产阶级演变为边缘人。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对文化哲学的过度阐释，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演变为一种小众娱乐与文字游戏，不仅离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远，而且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甚至离大众也越来越远，连大众文化批判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作过度文化阐释的背景下，何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路反倒具有很强的重心，这个重心就是建立在历史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批判。由于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这就使得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不会失去历史使命感，以至于走向哲学的纯粹空间化和平面化，并由此演化出历史虚无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力量消解在概念的辞藻中。

　　进入21世纪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逐渐失去了喧嚣的姿态，追逐它的人也越来越少。但毫无疑问，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出现有它的历史原因，可以将其看作是苏东剧变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挑战的又一次回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以西方的拉克劳和墨菲为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日常生活的转向、无产阶级主体的消解、主体身份的破碎与接合、空间对历史的替代，等等。以东欧的阿格妮丝·èµ«å‹’为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也包含日常生活的转向、历史主义的消解、对当下生活的极端强调，以及空间对历史的消解等。由此可见，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转向路径，都取消了宏大叙事，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但是，当文化哲学转向与历史主义方法论相脱离时，当空间被绝对化，不再以历史来赋予其意义时，这种文化哲学转向在描述所谓社会现实的同时，其实遮蔽了社会的尖锐矛盾，而这些矛盾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指出的。因此，只有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的文化哲学才是具有批判力量的。何萍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探讨，恰恰就是坚持了历史主义方法论。她所建构与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一方面破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的僵化反映论基础，也避免了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纯粹空间化想象和可能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精髓。以此为根基，引申开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会被苏联模式僵化的认识论所束缚，也不会被西方泛起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所迷惑，以至于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相反，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